养老金人口老龄化加大养老压力;低于3人养1人可能出
人口老龄化正在加大养老压力。昨天全国人大常委会分组审议国务院关于统筹推进城乡社会保障体系建设工作情况的报告。有委员建议，尽快制定并实施推迟企业员工退休年龄的方案。
养老保险资金支付2018-2020年出现拐点
养老金缺口是昨天审议中关注的重点。浙江省委原副书记、省长吕祖善委员提到，其在浙江工作时曾请专家研究浙江的养老保险资金支付能力问题，结论是2018-2020年会出现支付的拐点。
“社保支付如果低于3个人交费养1个人，支付能力就会出现问题”，吕祖善指出，必须积极扩面，增加参保交费人数，来延缓支付缺口，因此延迟退休年龄是一个不得不采取的办法。
辜胜阻委员也在审议中指出，养老金缺口一个很重要的参数和变量就是人口老龄化，目前是3个在职人员养1个退休人员，到2030年这个比例将变为2：1，人口老龄化相对严重的上海等地区更甚，专家预测2020年上海可能出现养老金缺口830亿元，相当于财政收入的10%。
国务院：将研究制定渐进式延迟退休年龄政策
国务院的报告中也指出这一问题，并表示下一步将综合考虑人力资源供需、教育水平、人均预期寿命、基金收支等因素，研究制定渐进式延迟退休年龄政策，改善职工基本养老保险抚养比。
“现在中国职工退休年龄平均为53岁多，可能是全世界最低的，而参加养老保险的缴费年限定为15年，可能是世界上最短的要求，养老金的钱从何来？”郑功成委员昨天在审议中说，早在2008年就给中央提交过延迟退休年龄的报告，主张“小步渐进、女先男后”，通过30年左右努力达到男女同龄退休。
建议企业员工退休年龄提至男65岁女60岁
苏晓云委员认为，当前存在比较大问题的还是企业员工退休工资，建议尽快实施企业员工推迟退休年龄，建议把企业员工的退休年龄男的提高为65岁，女的提高到60岁。全国人大代表黄细花则建议弹性退休制度，规定一个法定的最早退休年龄、正常退休年龄和最迟退休年龄，让老百姓自己选择。
专家提出渐进性(减额)延退方案
清华大学就业与社会保障中心主任杨燕绥昨天在“中国退休政策研讨会”上提出，退休年龄不变，将男女领取全额养老金的年龄延迟至65岁的渐进性(减额)延迟退休方案。她强调，延迟退休的实质是延迟领取养老金的年龄。
根据现行规定，国家法定的企业职工退休年龄是女性50周岁，女干部55周岁，男性60周岁。意味着很大一部分女性从50岁就开始领取养老金。
此前有学者提出直接延迟退休的年龄，但是遭到了较大的反对声音。杨燕绥则提出了，退休年龄不变，退休后养老金也照样领取，但是延迟领取全额养老金的年龄。
清华大学是人社部委托制定改革备选方案的团队之一，杨燕绥就拟行方案提出，在2016-2030年间，可通过渐进性(减额)方案，到2031年实现男女65岁、累积缴费35年，领取全额基本养老金的政策目标。
根据她所在的政策实验室讨论结果，50岁可不可以正常退休领取养老金呢？答案是可以领取，但是只领75%。
举例来说，即一位女性2015年满50岁，可以正常退休开始领取养老金，但是只领取75%，直到90岁也只拿75%；如果延长干到2020年55岁再退休，退休后就一直领取85%的养老金；如果干到2030年65才退休，就可以一直领取全额养老金。由此，缴纳社保的年份也相应延长了。
杨燕绥说，以前我们的养老保险制度是大锅饭，退得越早拿得越多。渐进性(减额)方案是你早退少拿，晚退多拿，这就是一个多干多得的公平制度。
“现行政策鼓励了大家提前退休”
杨燕绥提出，解决延迟退休问题的同时需要配套建立工资和养老金待遇调整机制，纠正倒挂现象，即“工资增长一定要高于养老金增长”。
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院长姚洋指出，上世纪90年代通货膨胀严重，那个时候国家提出根据通货膨胀速度制定养老金增长比例，随着通货膨胀速度的增长，养老金比例也随着提高。但是近年来，通货膨胀速度已经降下来了，政府指数化没做好，养老金依然是每年在高速增长。目前我国的通货膨胀率不到3%，但是养老金的增长比例近几年都达到10%，这明显不合理。
杨燕绥也表示，正是因为这样，退休之后养老金反而增长得比工资快。所以中国老百姓不是真的不愿意延迟退休，而是现行政策无形中鼓励了大家提前退休。她指出，虽然女性法定退休年龄是50岁，男性是60岁，实际上很多人想办法找关系提前退休，42岁到49岁之间的人群中有30%的人提前就退了。
国家养老负担加重，“2014年社会养老保险收支不平衡，所以一定要保持工资增长比养老金增长快，如果这俩倒过来我们就没指望解决延迟退休这个问题。”杨燕绥说。
随着养老事业发展，更多关于养老服务的标准将出台。无论从政策的顶层设计，还是各地的实践探索来看，专业化、标准化都将成为中国养老产业未来的发展方向。人口老龄化挑战日益严峻，养老基金支付压力逐步加大。按照现行政策，养老保险基金投资范围严格限定于银行存款和购买国债，这对保障基金安全起到了重要作用，但已不适应基金保值增值的需要，影响基金支撑能力和制度的可持续发展。
